潘绥铭:“性教育”应更具有学术性

2019-08-27 19:52:19

想必每个人的童年都存在一个疑惑,而这个疑惑总是被父辈们以非常怪异的答案敷衍,这个疑惑就是:我是从哪里来的?而妈妈的答案一般是:你是在某地捡来的。天真的孩子往往信以为真。实际上,这个问题不失为一个性教育的好机会,对于性教育,潘绥铭教授有话说!

记者:在网上,我看到有一些学生对你的性社会学研究很好奇,想报考你的研究生。另一方面,大学的性教育相当欠缺。这两者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可能互为因果。现在,大学性教育的整体状况如何?性教育课程有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必修课的可能吗?

潘绥铭:我认为,在大学本科阶段,所谓性教育应该更加具有学术性,也就是引导大学生去分析全人类的和全社会的性(Sexuality),而不仅仅是解决自己个人的性问题。国际上的大学教科书中,关于Sexuality的都是这样的内容。

中国在这方面很欠缺,但是最近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。在1985年的时候,连医学在内,只有我一个人开设关于Sexuality的课程;但是到2012年,仅仅据我所知,除了医学,已经有11位老师在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,只不过名称并不统一而已。

至于何时可以成为必修课,我不这样看问题。首先是因为Sexuality课程不是宗教灌输,没有必要搞大一统和一刀切。总会有些老师有志于开设这个课程,政府和大学所做的仅仅是不禁止即可。我们性社会学研究所过去就资助过这样的老师,今后也将如此。但是,我们没必要去呼吁当局允许,而是要对任何一级行政领导的禁止进行问责。

其次,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日,如果大学生真的对Sexuality感兴趣(包括自己希望获得帮助),那么即使没有课堂教学,也完全可以自己主动搜索到,而且往往内容更多。真正的问题是:究竟是什么东西,直到今天还在阻碍着大学生这样做?

著名性学家:潘绥铭

记者:你带的研究生主要有哪些学习内容?毕业后,从事性教育、性社会学研究的多吗?

潘绥铭:我已经有14位博士生和2位博士后毕业,他们主要是在各个大学中任教,其中至少有4人已经开设了与Sexuality有关的课程,其他人将来都有可能开设。这既是我的奋斗目标,也是我人生中最为欣慰之事。

还有一位女生去了国际著名公司做客户研究,录用她的最主要理由恰恰是因为她随我在红灯区做田野调查3个月之久。该公司认为:在中国,如果连小姐都能调查,那么调查我们的用户就不成问题了。

我的博士生在校期间,除了理论学习与研究之外,每个人都曾经出国进修或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有些是多次。他们也都参加过我组织的各次性调查,只不过调查内容不同而已。但是他们的博士论文,主要是他们自己独立做调查的成果,并不是使用我组织的调查的数据。总之,由于中国的性研究的圈子很小,因此他们在毕业的时候,基本上已经站在学术前沿上了。

潘绥铭:“性教育”应更具有学术性

记者:今年,时常传出中小学生被性侵的新闻,其中包括男老师对小男孩的性侵。我们大多会关注受害一方,但可能也需要了解施害人的动机、心理。你对这一类事件中的施害人,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?

潘绥铭:我要反问:这样的事情,以前就少吗?不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,就一定更少吗?或者说,以前性侵中小学生的人、现在性侵非中小学生的人,就一定更加可恨/不可恨吗?国际上,对于广义的强奸犯的研究已经至少有100年了,对策也多如牛毛。为什么我们不引进呢?这才是真问题。

记者:还有另一个问题,就是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兴工具的迅猛发展,为一部分人的性需求提供了某些隐秘的出口,尽管其中暗藏诸多不确定、危险,但通过新兴工具解决性需求的势头仍然强劲。新兴工具之于性,在你看来,是潜在的危机还是挑战?

潘绥铭:这在《性之变》中已经讨论过了,可以再补充一点内容: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,只要有可能,都会迅速地运用于性的方面,但是迄今为止,它们仍然属于雕虫小技,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之性。例如,避孕套难道不是保障奸情不带来后果的灵丹妙药?可是要想建立奸情,不还是要靠人类相互交往的老一套规则与技巧吗?真正足以改变人类之性的,是比尔·盖茨所说的虚拟现实电脑技术。